多地出台楼市新政

16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04页。

另外，从二程和张载开始，宋明理学家就开始重视仁的万物一体的内涵，以至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此北宋以来理学家精神命脉之所寄也。近溪关于仁学的形上思想重视宇宙生机与生命有机关联的整体性，提倡一种万物一体的大我意识，这对于缓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是一种本源性的情感，是赤子天性的流露，也是天地生生之仁在人身上的最初体现。根据近溪的记载，他听后大受刺激，从此执念渐消，血脉循轨，即放下了遏抑念头和强力操持的工夫，从此他的疾病也逐渐得到了治愈。陈来先生说：这里已经明确把‘生意和‘仁‘元联结一体，不是只关注仁的实践意义，仁的伦理意义了，而向宇宙论去展开，把仁和宇宙论的生命问题、根源问题结合起来，赋予仁以更广大的意义。明儒罗近溪（名汝芳，1515—1588年）的仁学思想即包含了上述全部重要观念，从客观上说，他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仁学体系，且这个体系主要面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儒学或生活儒学。罗近溪基于自身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一个立足于宇宙生生之仁，贯彻于百姓日用，紧紧围绕孝弟慈的家庭伦理的完整严密体系，为仁学建立了一个纵贯形上和形下、十字打开的体系。

薛瑄曾说：念虑一毫杂妄即非仁，便当克去[6]（710），即将克念与求仁联系在一起。将生机或生命视为宇宙的本质，这一看法最早来自《易传》。是以仁爱不仅是家庭的基础，也是高级阶段的社会国家得以组织的核心因素。

而社群主义者则试图重建美德传统，否定利己主义，扩增政府职能，限制市场对仁爱和正义的侵害。【5】同胞们的协助，但仅仅依赖人的恩惠，他会更容易达到目的，他如果他能够鼓动他们的自爱心，使其有利于己，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为他而做他们需要于他们的事情，他们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尽管孔子没有废除竞争，但孔子建议运用若干政府调节以控制消费、生产与分配，并以此取代绝对的自由竞争。1911年，《孔门理财学》在美国出版后，在英语世界获得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诸多学者的赞誉，对之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至于按需分配，则又是出于保障美德而设。曼德维尔虽然没有直接否定美德的价值，但通过封闭道德与经济统一的途径，进而否定了经由美德建构美好社会的可能。

相对于士人，庶民求利有其正当性，但市场活动背后是利己心，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德相分离。时代呼唤新的道德观，身兼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无疑适合回答这一问题。何休暗示若无制度保障，即使是皋陶制定的完美法律也无法遏制兼并，无法杜绝以强凌弱。10 参见[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157页

增加此参考内容的判定依据，来源于《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一书的校对编辑张子文的一段话，他说道：唯今天我们既无法改写君劢先生的文字，则他所引钱著之文，除了讹误之字加以校改外，皆照原来的引文，不改从钱先生后来的定稿。张君劢开宗明义地回应钱穆：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脍炙人口之书，独其涉及中西比较之处，每觉其未登西方之堂奥，而好作长短得失之批评。他进而通过与汉代所使用的专制概念对比，得出专制一词的确存在中西差异这一结论。钱穆主张新制转生于传统，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自觉辩护，让存续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根基有了面向现代化时不可磨灭的意义与价值，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13]《汉书·文帝纪》载吕太后言：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三、传统与立宪民主相结合：张君劢的理论反驳由于这场论争始于钱穆对中国古代政制为非专制的论断，所以张君劢对钱穆观点的回应构成了这场学术论争的第一回合。

因此，张君劢建议，要在专制的界定基础上看到中西政治之间的本质不同，新政的制定要完成以宪法为核心的实践。尝以此意上达先生，竟承采纳刍言，改为今名。

因为一旦二人不是在同一层面理解专制，是否还需要继续深究这场论争就将存疑。[28]后在《民主政治之开始》部分再论专制概念：专制君主由西文译名而来，意谓大权操于一人，可以逞意为之。其实，通过前文的罗列可知，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所产生的专制概念并非直到汉代才出现，春秋时期便已有之，且在内涵上与近代梁启超等人对专制的理解完全不同，至少可以明确两种专制并非同义。[7]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翁有为从剖析钱穆政治思想的限度入手，肯定张君劢对钱穆的批评，因为钱穆不愿触及甚至不承认传统政治的专制性这一最大弊病[1]。[22]为了能够对学术界判定的中国古代政制为专制的论调进行有力回击，钱穆选择了秦之后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朝代，论述他对专制概念的理解。

第三，中国传统政治重视政府的责任，与选贤与能设官分职相关联，构成士人政府。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

通过对钱穆1940年至1990年之间文本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确定，其理论主张未曾有过改变。显而易见，梁启超所言的专制具有独断、擅权、恣意妄为等特点，主要用词对象是统治阶级，且专制政体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矛盾不断。

从整体层面来看，钱穆对中国传统政制的定性以及重新撰写中国古代政制史的行为，是为其现代政制应从传统中转生的主张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历史书写。显然，现今不应再去争执钱穆与张君劢孰是孰非，而应重新提纲挈领地缕析他们给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作出判定的原因，审视这一现象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态度以及对未来政治发展的忧思。

[21]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4页。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阶层。即便如此，虽然可以认为张君劢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定性是专制，却不能说他对于中国建立新制的态度是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所以，当钱穆用《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并非君主专制正名时，遭到了张君劢三十余万字连载文章的猛烈抨击。

所以，重新对待钱穆与张君劢的论争至关重要，这折射出的将是一代人的政治研究视角，体现的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节点上对待传统文化现代化所采取的多元态度。结语：关于钱穆与张君劢论争的反思透过钱穆与张君劢关于中国古代政制的论争，呈现出的是整个现代新儒家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态度。

于是，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到底是不是专制这个常论常新的话题，在晚清以来的学界再次引起了激烈争鸣。但回看康有为，正是由于其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本质的错误认识和定位，间接导致立宪失败。

至此，钱穆有关新政构建的理论已然完整，但有一点仍需注意，虽然主张新制可以从传统政制中转生，但钱穆从未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没有弊端：但我并不曾说中国传统政治有利而无弊。但同时我亦告西方人曰，中国哲学有一特点，为力行，为实践，不若西方之哲学家之但以立言，口说，闻见为事，而不见诸于身体力行。

[23]钱穆：《国史新论》，第96页。不知宰相制即令存在，有时可对于君主发生限制作用，然君主本质之为专制，初未变焉。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明确钱穆是如何定义专制这一概念的。二人通过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实施的具体政治实践的分析，逐渐表露出道路选择的不同倾向。

而梁启超将专制概念运用到制度史研究上，更为后期学者批判中国传统政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要：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页。既有研究成果已然呈现出钱穆与张君劢之间的理念分歧，也清晰地提炼出论争的核心，即中国传统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转化的问题。

事实上，这场论争无疑是现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论辩过程中的一条重要支线，其中涉及对中国传统政制的忧思，不仅是对当时中国政治道路选择的最大关切，更是为当下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多理性思考。姚中秋则在对照钱穆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张君劢思想中的断裂性，论证现代宪制与中国文明能否兼容的问题[2]。